第 一 章


 

  “你这身打扮,叫我怎么陪你逛商店?”郭夏对丈夫说。
  你不要把话反过来说:“是我陪你逛商店,而不是你陪我。”常锐只穿着一条很短的裤衩,一件廉价的T恤,一双过时很久的凉鞋,站在贸易大厦的入口处。他没有像一般年届四十的男子一样地“发福” ,腹部依然平坦,好像涂有一层黄色的保护油的微黑的皮肤下,蕴藏着丰富的精力,似乎时刻喷薄欲出。只是头发略有些稀疏:但这亦可以解释成智慧的外在表现。“女人就是女人,就连撒切尔夫人,在有记者问她时,她也说最遗憾的事情是:不能亲自去逛商店。她逛遍全世界也还嫌不够。”
  “可你就不能穿得整齐一些吗?”
  “衣冠楚楚的人不是骗子,就是花花公子和伪君子。不过我发表严正声明:倘若出席你第二次婚礼的话,我肯定会穿得很像样子的。”
  “缺德!这可是全国最大最高的商店。”
  最大最高就是最好?常锐永远对女人的逻辑感到惊讶。在以惊人速度上升的电梯中他脸朝外看着。S市是一个奇妙的城市。它地处南国前沿,像刀尖一样地插入“资本主义”的包围之中。地缘和人缘的交叉作用,使它成为一个混合体。在概念上你也很难将它归类:特区?特区是什么?特区就是S市。S市就是特区。这是一个悖论。
  郭夏逛商店有一个特点:从高往低。常锐痛苦地追随着。
  “你看这个怎么样?”
  “很好。”他知道妻子要的不是意见,只是反应。
  “它的包装有多漂亮!”郭夏由衷地赞叹后,买下了这盒化妆品。
  包装代替了内容,模糊了内容。它使质量变成了一种主观印象:你在同样的地方,放上同样包装但内容不同的东西,她也一定会买下。她买的其实是包装。包装就是商品本身。常锐没有敢把这话说出来:女人一旦生了气,她们不是去喝酒、去打牌,而是以十倍的热情去买东西。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。
  一个女导游领着一群显然是来自内地的游客,不停地用麦克风叫他们跟上。
  这就像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。常锐想道。
  “这个手提包的颜色和我那件上衣非常相配。”郭夏反复地端详着一个羊皮手提包,“我想把它买下。”
  “我实在理解不了你这个‘相配’的概念:有了一件上衣,就要买一个与之相配的手提包。然后又要祸及皮鞋、围巾。可如果你买了一张床铺,必然要有相配的地毯和窗帘……你就这么配啊配啊,等你配到最后就会发现睡在你旁边的人与你不相配了。”
  郭夏根本不理他。仍然不停地往小车里放东西。
  “自选”真是一种革命性的发明:在这里一些东西都摆出一副任你拿的样子,可你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,而且往往是超出你想象的代价。在结账处常锐机械地付着钱。
  在底楼郭夏看中了一条裙子。常锐虽然对衣饰毫无研究,但已经从“皮尔·卡丹”这几个字上分析出它便宜不了。但他没有反对。
  “这裙子的确不错,可似乎超出了咱们的购买能力。”
  在郭夏说这话时,一个丑陋的女人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条。
  “当造物主没有给人以什么优点时,衣服就变得格外重要起来。”常锐庆幸这个女人的出现,“或者换一句话说:只有有重大缺陷的人,才需要打扮。”
  “可她毕竟有一条心爱的裙子。如果不是太贵的话。”郭夏恋恋不舍地放下裙子。
  “你买吧。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常锐受到刺激,作为一个男人,必需保障妻子的消费。
  “就是。我一年不才一个生日吗?”常锐的话立刻得到反馈。郭夏付了两百元。
  幸亏你一年才一个生日。
  郭夏去接电话时,常锐擦完汗,光着上身来到客厅。
  他的岳父郭天谷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看“新闻联播”。
  按道理它早该完了。他是一个不看中央台新闻的人。这样的人在S市大有人在。可郭天谷却是一个必须看的人。不过这并不矛盾:录像机正在录着“亚洲台”的新闻节目。高技术才能够缓解和掩盖矛盾。
  “你应该、也完全可以少穿一些衣服。”常锐对他的父亲一向是以“你”相称的,而对郭天谷却从来冠以“您”:岳父毕竟是岳父,血缘就是血缘,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替代,不可置换,并且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血缘关系是完全一样的。
  郭天谷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。他是前G省财政局的副局长,多年身居高位,使之养成了不动声色的习惯。而且要处理好和女婿的关系,是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,必须保持距离。
  “您的意思是我应该多穿一些?”常锐从岳父的脸上读出了潜台词。中国是一个潜台词丰富的国度。
  “我没有这样说。”
  “如果我这里有空调机的话,就可以穿上毛衣。”常锐这话是有所指的;一个月前,他的朋友刘科拿来一台空调机,日本东芝牌,开价一千。“为什么这样便宜?”他至今后悔这句话。“没有上过税。”刘科坦然地回答。
  郭天谷因此就不同意买。在没有税务局时,这项工作就归财政局管,而他正是分管者。
  “如今有谁不偷税?”郭夏说,“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是很难过的。”
  郭天谷没有再说话,只是在第二天说要去曾经搞过地下工作的上海转一转,看看老朋友。于是郭夏退却了:“空调机以后可以再买,而我只有这一个父亲。”
  “更何况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。不就是买一部上过税的吗?”常锐宽宏地说。任何一部成功之家的历史,就是一部妥协的历史。妥协就是进步。
  “我看过一本小说:一个——”常锐把“很封建”三个字删除掉。“父亲甚至不肯当着女儿的面洗脚。”
  “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康定的话,自当别论。”郭天谷本想说:等到我死了之后,还要你们来给我洗身呢!
  “康定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子而已。”这个康定是他们雇的小保姆。有一个很复杂的藏族名字,因为她是康定人,所以为了方便起见,就直呼她“康定”。
  “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。”郭天谷关了电视。
  康定及时地开出晚饭来。因为七点钟郭夏要去夜校上课。她是S大学法律系的讲师,同时兼任夜校的老师,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去上课,每堂课能挣四十元钱。而这笔钱是这个家庭必需的:从北京调到S市来后,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幢房子,连利带本压得他们够呛。
  在一般情况下,郭夏总要对饭菜评论一番。一个过于能干的女人是不适宜雇保姆的,更不能雇来自康定的保姆。可今天她沉浸在“皮尔·卡丹”制造出来的欢乐中,无暇它顾。
  “皮尔·卡丹”是伟大的。尽管它只有二百元钱,不可能是真的。但是这个伪“皮尔·卡丹”依然能制造出巨大的欢乐来。
  “刚才是谁的电话?”
  “我的一个学生,是工商局的科长。他的法律课得了五十九分。想要改分。他先托了我们系主任,我不给他改。他又转托了分管后勤的李校长,我还是不给他改。刚才他打电话来,苦苦求了半天。”
  “你给他改了没有?”郭天谷问。
  “没有。”郭夏说了一句违心的话。
  郭天谷赞许地点点头。“南下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。”他一直叫她“南下”,虽然自从嫁给常锐后,因他嫌“南下”太有战争色彩,就改了。
  一个人活得比他所属的时代长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,他想“你应该给他加上一分。三十八岁的科长,之所以上你们那个夜校,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?怪可怜的。”常锐说。“其实破文凭有什么用?”他不禁想起自己来:正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,到了S市不也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?
  “有些东西是有它没有用,没它不行。”五年前是郭夏提出要来这个新兴的S市的。因为一来这离父亲比较近,二来这在当时的传说中是一个“遍地黄金”的地方。可来了之后,不过是物价和工资作了一次同步调整而已。去开公司作买卖吧,没有资本不说,主要是没有背景。弄得常锐一副灰溜溜的样子。对此她常感内疚。“他跟我说的开篇词才有意思呢:郭老师,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。咱们是不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一谈?亚园酒店怎么样?”她学S市人说普通话,实在是惟妙惟肖,连“一笑黄河清”的郭天谷也动容了。
  郭天谷虽然今年已经七十二岁,但牙齿很好,胃口很好。吃得特别快,而且吃完就径自下桌去了。
  深夜常锐还在阳台的躲椅上。
  “不去睡?”郭夏关心地问。
  “不。”回答是简短的。
  郭夏走后,常锐又回到“伪睡眠”状态中。
  几十年来,时尚变过来又变过去,可记录在常氏家族遗传密码上的进取心却没有变:它只是潜伏着、等待着、渴望着。
  整整一夜,在常锐的耳边都响着各种资本在高速流动中发出的尖锐啸叫声。
  郭天谷也没有睡。他的卧室就在阳台旁边,女儿女婿的对话听得相当清楚。他在黑暗中隔窗看着常锐。
 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,可我总是觉得他的内部有一种不安静的成分: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。以出身来决定一切虽然是不对的,但是出身也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。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成分的比例。当然不要超出自己的权限:任何事情都是“过犹不及”。

 


    

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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